马凯硕：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

文章来源：https://www.mqhnzz.com 发布时间：2021-10-15

【文/ 马凯硕】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未曾对潜在的后果深思熟虑，便疏远了在美国的几大支持者群体。

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谢淑丽教授观察到，当美国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后，没有人公开为中国辩护。她提出：“当美国和中国走到实质敌对关系的边缘时，没有哪个群体真正挺身而出维护中美关系，更少有人捍卫中国。没有企业界人士，没有学者，更不会有美国国会中的任何人。”相形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试图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却有一些商界群体对此提出了抗议。

从理论上讲，既然美国商界人士能够并且已经从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那么他们更应该强烈地拥护良好的中美关系。就美国商界人士而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甚重视意识形态。他们只对公司经营的盈亏感兴趣。他们的全部诉求是，能够便捷地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增加销量并提升利润。

的确，许多美国公司已经从中国市场获利。然而，即便如此，在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时，没有哪家美国公司在实际上为中国辩护。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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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年，位于上海和北京的美国商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详细地表达了不满。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写道：

“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本土企业（54.5％）；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与去年相比没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61.6％）、未获得必要的许可证（59.5％）、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52％）仍然是监管方面的最大障碍。”

“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本土企业（54.5％）；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与去年相比没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61.6％）、未获得必要的许可证（59.5％）、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52％）仍然是监管方面的最大障碍。”

该报告还称：

“我们的会员虽然相对乐观，但他们对未来表示谨慎。（中国）政府采购仍然向本土企业倾斜，而且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政策将优先购买国货变得制度化，这种做法可能会愈加根深蒂固。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业领域，美国公司则面临着技术转让的压力。（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强烈要求互惠，哪怕我们的会员普遍反对（对中国）征收报复性贸易关税。”

“我们的会员虽然相对乐观，但他们对未来表示谨慎。（中国）政府采购仍然向本土企业倾斜，而且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政策将优先购买国货变得制度化，这种做法可能会愈加根深蒂固。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业领域，美国公司则面临着技术转让的压力。（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强烈要求互惠，哪怕我们的会员普遍反对（对中国）征收报复性贸易关税。”

最严重的是，这份报告指出了有多少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它声称：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贸易关系中的许多不平衡，包括但不限于跨境投资缺乏互惠性、中国采取国家资助的产业政策、以强制技术转让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其他方面。

虽然很少有公司会公开表示遭遇到这种压力，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有21％的公司表示正承受着这种压力，尤其是被中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44％）和化学工业（41％），面临着显著的压力，这也证实了当前美国政府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在中国）需要“付费参与”的担忧。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贸易关系中的许多不平衡，包括但不限于跨境投资缺乏互惠性、中国采取国家资助的产业政策、以强制技术转让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其他方面。

虽然很少有公司会公开表示遭遇到这种压力，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有21％的公司表示正承受着这种压力，尤其是被中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44％）和化学工业（41％），面临着显著的压力，这也证实了当前美国政府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在中国）需要“付费参与”的担忧。

美国舆论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这种强烈的共鸣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是中国政府在做总决策时忽略了美国商界所导致的后果吗？抑或是无数的地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

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引发了这种疏离感：一是省级和市级领导的相对政治自主权，二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自大傲慢，三是21世纪前十年中央领导相对放权的领导风格。

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10.29％，这让许多外国企业赚了很多钱。因此，虽然这些企业对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怒，但为了换取异常丰厚的利润，它们仍选择忍受这种痛苦。

21世纪初，中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认真核查各省市对待外国投资者的方式。不过，即便中央政府有意进行核查，中央领导人可以进行的日常管控也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山高皇帝远。”几千年来，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一直拥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通常，省级层面遇到的问题，即使被报到了中央，中央领导层通常也无法直接解决。

一家欧洲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他的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份约束性协议，约定在五年后以固定价格收购这家中国公司。然而，当约定日期来临，欧洲公司想按照协议进行收购时，中国公司却拒绝出售。这家欧洲公司向（中国的）地方法院和省级法院提出上诉，均败诉。有人建议这位首席执行官出更高的价格，与那家中国公司“和解”，哪怕原先签署的协议具有约束力。

在华欧洲商会附和了在华美国人的抱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其2018年出版的著作《红旗》中，描述了中国如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误，忽略了美国重要人物所坚信的中国在许多经济政策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公平：要求技术转让，设置非关税壁垒。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也观察到，“许多美国和欧洲公司抱怨中国公司在知识产权上的不正当竞争；在外国商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上，这一情况几乎每年都高居在华经商面临的挑战排行榜的榜首”。